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宫城内的布局则更严密。傅熹年先生曾在《中国古代建筑十论》中揭示北京从内城、故宫、前后三殿到后宫居住区之间成比例的同构关系，其中也暗含同样的结构。这种结构把四合院一种“围合住宅+庭院”的单一家庭居住空间模式作为最小单元，以其为原型，在不同尺度下变化，为廷、为宫、为坊、为城。每一级单元均由下一级组构，自身又构成更大单元，呈现分形特征。单跨、多跨、合院结构的层层嵌套，契合中国古代的权力制度，也映射着儒家从“修身齐家”到“治国平天下”的理想。
作为城市结构的最基本单元，历史上的北京四合院大体经历了4个阶段：元代、明清、民国、1950年以后。从元代至民国阶段的改变，实际上是人口不断集聚带来的城市结构有序加密，北京特有的分形结构显然支持了这种密集化过程。这几个阶段，胡同与街巷数量均稳步上升，每个四合院依然保持着容纳一个家庭的“独户独院”模式。1950年后，由于城市人口增长、住房紧缺和“经租”政策的施行等，四合院的单一家庭模式不复存在，胡同数量趋于停滞，街巷数量则剧烈增长，北京四合院逐渐演变成“大杂院”，居民自发“占院而建”以扩充生活空间。尽管老屋肌理尚存，但围绕合院展开的住居文化已渐渐远去。
为了解决这一问题，近年来，我们进行了多类实践与探索。如在北京大院胡同28号院的改造设计中，我尝试在胡同院落中重建一种规制，化解高居住密度与传统院落结构的矛盾。具体做法是，沿用北京城市分形结构的逻辑，将空间进一步有序“加密”，将原来的院落转化为包含多个居住单元和公共活动空间的“微缩社区”，并以“宅园合一”的方式，使人在私密、公共生活中体验到日常诗意和都市胜景。这是对北京古城更新代表性难题的局部实验性解答，即以空间密度解决人口密度，以理想居所满足居民生活质量乃至精神需求，也是对北京古城自身城市结构和文化精神的一种回首与致敬。
